汉字历史的资料范文篇1
20世纪简帛学的发展以新中国的成立为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以后，简帛学的发展突飞猛进，简帛的发现、保护、整理和研究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现已成为国际汉学中的一门显学。
20世纪的简帛学对历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简帛材料的利用已成为研究从战国到魏晋时期历史的学者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其影响具体表现在证史、补史和开拓历史研究新领域三个方面。
从1901年尼雅、楼兰简的发现算起，简帛的科学发掘与研究已历经整整一个世纪。一百年来，几代学者筚路蓝缕，终于形成了今天蔚为壮观的简帛研究队伍、机构与成果。简帛学不仅在中国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在当今国际汉学中也异军突起，备受瞩目。站在世纪之初的角度，从学术史和学科建设本身的需要来探讨简帛学与史学研究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简帛发现与简帛学的形成
简帛的发现可以追溯到西汉中期，汉景帝末年鲁共王为扩其宫殿而毁孔子宅，获得与当时不同文字的简牍，即所谓“古文”写成的《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种书。这些简牍被孔子的后裔孔安国得到，孔安国将其中的《尚书》与当时流行本进行比较，指出其中不同之处。随后汉代著名学者刘向又对这批简牍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
西晋武帝太康二年于汲郡魏襄王墓中出土的数十车竹简，是我国古代简牍的又一次重大发现。西晋组织当时的著名学者束皙、荀勖、和峤、傅瓒等进行整理研究，共整理出包括《纪年》在内的各种古书75篇，计16种之多，这就是有名的《汲冢书》。
此后，古代简帛的发现还有多次。举其要者有：晋元康年间所得汉明帝显节陵中的策文、南齐出土的楚简、北周发现的居延汉简、北宋政和年间发现的东汉永初二年的讨羌檄书等。
简帛出土与简帛研究几乎同步，孔安国就是所知最早的简帛学家。古代学者简帛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考释文字，归纳篇目，并将其与当时的文献相互参照、校订，其成就与方法值得肯定。但是由于古代简帛的出土是零星的、偶然的，其研究也仅限于释文与年代考证，不仅简帛本身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且研究范围也十分狭窄，其整理研究也无持续性和规范性，因此，那时的简帛研究还不能说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二十世纪简帛发现层出不穷，其总数超过二十万枚以上，分布地域广阔，牵涉到的历史时期从战国至魏晋。受近代学科分类与学术独立发展的影响，这一百年来简帛的发掘与研究是在一种科学规范的指导下进行的，不仅出土简帛大都得到妥善保存，而且其研究范围也更加广泛、明确，作为一门学科的性质愈益突出。关于这门学科的命名，学界有不同的提法，有的称为简牍学，有的称为简帛学，有的称竹简帛书学，有的称为木简学。笔者以为还是用简帛学较为可取。首先这门学科是按照书写材料的性质来命名的，尽管帛书从数量上来说不能与简、牍相比拟，但帛书作为同一历史时期书写材料的一个重要门类，在学科名称上就应有所体现。其次，“简”与“牍”虽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书写材料，但古代人已有混用之倾向，现代人也是如此。如居延简多为木质，但我们仍称其为居延汉简，而不称“居延汉牍”（参见林剑鸣《简牍概述》）。汉代的书籍肯定不是完全写在竹简上的，但《汉书·艺文志》或称“书缺简脱”，或将“竹帛”连称，显然是用“简”概括了“牍”，而将“帛”作为与“简”并称的一种书写材料。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可将简、牍二字连用，只不过用简帛学来规范这门学科的名称似更简洁、明快。
简帛的发现并不意味着简帛学的形成。二十世纪简帛学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前后各约五十年。由于近代简帛的发现是与外国探险家的所谓“探险”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早期发现的简帛很多流往国外，简帛研究的初期也在国外，其代表人物有斯坦因、斯文赫定、沙畹、马伯乐、孔拉第等。他们的主要成就是对简牍发掘和整理，时间大约从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从罗振玉、王国维所著《流沙坠简》开始，至1949年，国内也有一批学者从事简帛研究，其代表人物除上述二位外，还有劳干、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黄文弼、陈般、夏鼐等。他们揭开了我国学者独立科学发掘、研究简帛的序幕，其研究著述也颇为丰富，内容涉及敦煌、居延、罗布淖尔和楼兰尼雅汉晋简牍。但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动荡与外敌入侵，整个学术环境十分恶劣，严重影响了学术界的研究进程，简帛学的发展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以后，简帛研究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不仅出土简帛数量激增，而且原有的简帛也得到新的整理。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研究队伍与机构扩大，研究水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五十年里，老一代学者继续耕耘，新一代学者成长壮大。台湾地区学者与国外学者也给予简帛学极大关注，简帛学迅速崛起，成为国际汉学中的一门显学。
通过两个时期国内外几代学者的勤奋努力，二十世纪简帛学的学科建设获得了长足进步。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简帛发掘系统、科学。二十世纪的简帛发掘，特别是二三十年代以后，已经摈弃了“挖宝”式的原始方式，采用现代田野考古学的理论进行科学发掘。解放以后，各级文物部门对包括简帛在内的古代文物保护统筹安排，系统发掘，不仅有了科学的发掘报告，而且做到了有计划、分步骤的考察与发掘。科学发掘无疑是简帛学学科建设的前提。第二，简帛保护、整理方法科学、合理。科学家们研究掌握了一套针对不同质地的简帛而采取的不同脱水、复原、保存方式，除利用学识、经验来释读简帛文字外，还利用远红外线技术来辅助释读，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第三，简帛制度研究成绩斐然。简帛作为记载几个世纪历史与文化的载体，无论在材料运用与书写方式、形式与称呼、编联长短、题记与符号等若干问题上，都形成了一套自身的制度规范。学者们经过长期努力，已经揭开了其中的许多奥秘。第四，简帛整理著作硕果累累。二十世纪简帛学的重要进展之一是老的简帛整理著作不断得到修订，新出土的简帛整理著作又不断问世，出版周期缩短，科学性增强。
简帛学与历史研究
简帛的发掘、保护、整理、释文、分类、复原，是简帛学的重要内容，但仅有这些还不足以构成简帛学。笔者认为，简帛学是一门通过对地下发掘的含有古代文字的简牍帛书的系统研究来补充、修正传统文献所记载史实的科学。只要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二十世纪简帛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作一鸟瞰式的回顾，就能清楚地看出简帛学对历史研究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二十世纪首先整理简帛材料的虽然不是中国学者，但首先运用于历史研究并取得重要成就的却是中国学者王国维、罗振玉，他们在尚未见到实物的情况下于1914年在日本出版了《流沙坠简》一书。此书对敦煌汉简中的文书作了重新分类，对沙畹的释文进行新的考订。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结合传统文献，写出了一批研究汉代制度、西北史地的论文。内容涉及汉代边郡的组织系统、屯戍状况、烽燧制度、历史地理等等。尽管他们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并不完全正确，但其成就的确令人耳目一新。罗、王二人开创的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使简帛研究从一开始就沿着一条正确道路前进，其意义极为深远。
自此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简帛研究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其中劳干对居延汉简的研究成就卓著。他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出版并发表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居延汉简考释补证》等一批有分量的简帛论著。其间重要论著还有贺昌群的《流沙坠简校补》、《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邦福的《汉魏木简义证》，马衡的《汉兵物簿记略》，傅振伦的《道院简牍说》、《汉武年号延和说》，陈般的《汉简遗简偶述》、《汉简遗简偶述续稿》，黄文弼的《罗布淖尔考古记》，严耕望的《西汉郡县属吏考》及补证，夏鼐的《新获之敦煌汉简》及考证论文等。这些论著对汉魏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社会文化、历史地理等各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极大地扩展了汉魏历史研究的内容。
二十世纪后半期，不仅老的简帛材料获得重新整理，新的简帛材料也在不断出现，运用简帛资料进行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成就也更卓著。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证史。如同甲骨文、金文印证商周史一样，简帛对于证实战国秦汉魏晋史同样意义重大。如陈直的《史记新证》、《汉书新证》，就是运用简帛、石刻、铜器、陶器铭文印证司马迁、班固之记载的真实性与否，取得了较以往单纯以文献证文献的训诂方法所无法比拟的成就。历史上许多有疑义的问题，由于简帛资料的出土而使真相大白。如秦汉之际的楚爵问题，文献上虽有记载但语焉不详，江陵汉简《奏谳书》的公布确证了楚爵制在秦汉之际的确实行过。还有许多先秦古籍，其流传情况如何？是否是后人伪造？单从文献上争论不清。出土简帛廓清了诸多迷雾。如马王堆汉墓帛书，武威汉简中的《仪礼》，临沂银雀山汉简中的《孙子》、《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定县汉简中的《论语》、《儒家者言》等，阜阳双古堆汉墓中的《苍颉篇》、《诗经》、《周易》等，以及郭店楚简中的《老子》三种，《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等，对证实、辨伪、辑佚、校定典籍意义重大。第二，补史。简帛在补充战国秦汉魏晋史史料之不足上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关于秦汉边郡的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西北简提供了文献所无法比拟的材料。劳干、陈直、陈梦家等学者的研究揭示了边郡行政组织的特殊性以及防御系统、屯田、烽燧、戍卒等问题的基本情况，特别是陈梦家的《汉简缀述》一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尹湾汉简则又提供了汉帝国内郡的行政、军事组织的基本情况，二者相互参照，可以对汉代政治结构有更清楚的了解。又如文书制度和职官制度，过去只能依据文献进行研究，所知有限。简帛提供了包括诏书在内的各级上行、下行、平行文书，提供了为文献所少载、缺载的各级低级行政吏员官名。正因为此，关于汉代的文书研究才成为可能，汉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研究才可能出现新的生机。简帛为法制史研究补充了极为重要的材料。以秦汉为例，文献所载法律内容较为简略，如除了知道秦律残暴外，具体条文所知甚少；汉律也是如此，如大家根据汉初实际，对黄老政治、施德缓刑的推行有疑义，但亦缺乏证据。历代学者对秦汉律的研究，如程树德的《九朝律考》等也是从文献到文献。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西北简的出土，使秦律研究不再限于描述性的语言，也证明了汉初法律更多直接继承秦律的历史事实，认识到汉初法律的“宽松”是有限的，而对秦汉法律程序、名词的分析研究也有了更多具体案例佐证。第三，简帛材料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汉代公文文书研究是目前秦汉史研究中的前沿课题之一，这一课题的形成可以说是简帛材料出土之后的事。关于汉代邮传制度研究以往也未予重视，简帛中的大量材料直接推动了这一课题的形成，随着悬泉置汉简的公布，研究将更加深入。其它如日书研究、边郡地区社会生活与文化研究、汉代不同地区的经济与物价比较研究等也因简帛材料的出现而出现。在古医学、科技史、古文字等领域中，简帛所带来的新课题同样不胜枚举。
历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往往同材料与方法的运用密切相关。但二者又不是截然分开的，新材料能激发新方法的援引，新方法又可以使新材料（当然也包括旧材料）得到更高层次上的解释。就战国秦汉魏晋史的研究来说，可以作为信史的材料十分有限，因此简帛的出土，丰富了史料的内容，使这段历史的研究视野大大拓宽，整体水平提高。但必须看到，二十世纪简帛学所取得的成就，又与二十世纪史学理论、方法的发展与进步不可分离。特别是唯物史观的方法被中国史学家接受以后，不仅给简帛学带来了新的生机，使简帛资料不再局限于一般史实考证的层面上，也使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结合得到更深层次的检验与佐证。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史学方法的多样化，史学研究角度的多样化，为简帛材料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们深信，对简帛材料深层次的挖掘与利用，将随着史学家对客观历史认识的深化而不断深化，也将随着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而愈益显得丰富多彩。
对简帛学发展的几点思考
首先，研究战国秦汉魏晋史不可能离开简帛学，但要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必须建立在对二者有充分认识与了解的基础之上。二十世纪在这方面做出卓越成就的学者大体都如此。这些经验告诉我们科学运用简帛材料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任何根据简帛材料来研究新课题或深化老课题的学者，必须建立在对简帛材料、文献材料、学术史几个方面都十分熟悉的前提下，舍弃或不重视简帛材料显然是错误的，但在没有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所有简帛材料都视为新材料，对本来文献材料已经有的东西或不了解，或视而不见，或没有研究清楚，就容易导致研究过程中出现盲人摸象、舍近求远的情况。从实际情况看，即使在局部问题上，简帛材料也还不能完全替代传统文献材料，至于改写或重写既往历史，彻底推翻前人观点的地方也不可能俯拾皆是。
汉字历史的资料范文篇2
一、提高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对民族文献工作的认识
有些工作和生活在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的同志，对民族文献工作有一定的偏见。他们认为、这项工作是民族地区图书馆的事，自己这里没这个任务；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有工作可做，自己这里没工作可做，由于存在这种错误认识，面对自己身边的大量民族文献工作熟视无睹、无动于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职的行为。
在内蒙古自治区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古往今来，蒙汉两个民族经历了无数次政治上的变革和自然生态不平衡的冲击。为了生存的共同利益，结成了亲密的兄弟般的关系。当然，有阶级斗争，也有兄弟之间的历史误会，有战争、有流血、有吞并、有迁徒，但更重要的是民族和睦和中华民族的自立和统一，历代的史官和稗官有意或无意地记录下来这些史实；历代的文人学者有意或无意地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抒发自己当时的思想感情；历代仁人志士商贾小民在生活中、斗争中、交往中留下的片言只字的记录，无论蒙族人还是汉族人，无论蒙族文字还是汉族文字,都给后代人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民族文献。同时，由于朝代兴替、战争流血、自然灾害侵袭、经济文化交往和蒙汉联姻等等社会和自然原因，历史上的民族地区和蒙汉杂居地区也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只具有这个时期的界线和含义。费孝通教授认为：民族，实际上是长期由原有语言、文化不同的共同体逐步混合而成的,所以我国各民族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团结》1986年第2期）。因此，民族文献并非民族地区才有，蒙汉杂居地区也有；民族文献工作并非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才有工作任务，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关键是提高对民族文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责任感，解放思想，看得深一点，想得远一点，做得细一点，只有这样，工作任务才会明确，工作范围才会清楚，工作方法才会得当。
二、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工作的特殊性
上面所谈的是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与民族地区的图书馆在民族文献工作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任务，这是二者的共性。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区别，如果把二者等同起来，显然是不顾事实的瞎说一通。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探讨一下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工作的特殊性，我个人认为，有三个特点、即：分散性、交叉性、多样性。
1．分散性。由于历史迁徒等方面的种种原因，蒙汉杂居地区的民族文献比较分散。有的经过搜集已保存于当地图书馆、档案馆、文管所和资料室，有的还流散在民间的农牧民手中，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比较珍贵的民族文献，由于没有被发现，作为废纸或一般性待处理材料堆积在图书资料部门以外的其它系统的仓库里。另外，有关民族文献的一些资料，文字不多、篇幅不长、印刷不精、装帧不美，或者夹杂在其它资料之中，没有引起重视，没有把这些难得的民族文献作为民族文献对待。
2．交叉性。我所说的这种交叉性，主要是各资料之间的交叉关系，因为历史形成的各种原因，一个民族的文献资料并不一定就是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也不一定局限在本民族的著作中。就是说，蒙古族文献应从广义上考虑。蒙古族学者的著作是蒙古族文献，汉族学者论述蒙古族问题的著作也是蒙古文献，而其它一些少数民族学者在交往中论及有关蒙古族的资料也不失为蒙古族文献的珍品。我这种提法是从蒙古学的整体性考虑的，荒谬之处欢迎专家和学者指正。
3．多样性。也就是文献资料表现形式上的千姿百态。蒙古族文献大部份是使用蒙古族的语言文字，但非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与蒙古族有关的资料，用其它少数民族或汉族语言文字记录下来的资料，也应视为蒙古族文献，这是说的语言文字表达形式，再谈谈资料的出版形式。印刷型（木版、石版、影印、铅印）是蒙古族文献的一种主要形式，其它如手抄本、鎏金藏经等也应同样视为蒙古族文献。
我总结的这三个特殊性都是与民族地区的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比较而言的。不是说民族地区的图书馆不存在这个问题，只是说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在民族文献工作中这三个方面特点比较突出。如果我们承认这三个特殊性，我们的蒙古族文献工作就需要在搜集上体现广泛性，在整理上体现深刻性，在保管上体现联系性。
三、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
如果我们提高了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对民族文献工作的认识，摸清了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的规律，那么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不是没有事做，而是有大量的事做。下面，就自己想到的谈几点看法：
1．收集历史文献。历史上形成了历史文献的散失，因此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有一个收集散失在民间的民族文献问题。在收集的具体方法上，除征集、交换之外，我认为应做好以下几种工作，①复印有关本地区的民族文献；②影印部份比较珍贵的、与本地区关系密切的民族文献；③修复本地区民族文献的珍本、善本、孤本；④编制书目，进行书目交流和联合目录工作；⑤摘录与本地区有关的民族文献的内容；⑥减轻库存容量，把有关本地区的民族文献缩微贮藏；⑦鉴于某些民族文献复制、复印价格昂贵，但又不可多得的情况下，建议出版部门在出书时不要满足于陈列本、库藏本（即保持原版面貌的样本），是否考虑出版部份民族文献的铅印简装本，如中华书局出版简装本二十四史那样。
2.征集现代文献。向当地党、政、军、人民团体、企事业和学校广泛征集有关民族文献的现代、当代资料，然后分类汇编整理保存。不要轻视当代资料，当代资料的积累就是为今后的历史文献打基础。
3．把民族文献工作与地方志工作结合起来。在蒙汉杂居地区，我认为民族文献与地方文献是同胞姐妹，二者既有相互关联的内容，又有相互区别的特点。因此，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应当与当地地方志部门、档案部门建立经常的联系，进行资料收集等方面的协调工作，通过分工合作，把当地的民族文献工作做得更加扎实。
4．民族文献的珍善本、孤本调大型图书馆保管，起码应调中型图书馆保管。大中型馆保管条件好，而且也能使这部份资料充分利用，发挥更大作用。大中型馆可把这部份珍贵资料编制书目、索引，提供给小型馆和其它研究单位、个人，有条件的图书馆，还可以搞点民族文献复印、复制以及编译、咨询等工作。
5.开设民族文献室，建立民族文献库。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有这方面的任务，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有条件的，也应当这样做，如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专设蒙文书库，民族文献室和民族文献库要指定专人负责，条件较差的图书馆也可以库、室合并，或者设民族文献专架。
6．开展用民族文字的民族文献著录工作。并把民族文献的著录向文献著录标准化靠近。这样，有利于民族工作者对民族文献的利用。同时，对某些民族文献来讲，用民族文字著录可以体现这部份文献的丰韵和特色。
汉字历史的资料范文篇3
【关键词】地图册历史教学作用
图文结合是开展历史教学的重要途径。宋代学者郑樵有云：“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这是中国人“左图右史”的学习方式。也就是说，学习历史应该图文并茂，互相佐证，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而不应脱离图片，单纯依靠文字研究历史。
历史教师应当重视开发和运用历史图片这一教学资源以促进教学，而与课本教材配套的《历史地图册》就是一个丰富的历史图片资源库。《历史地图册》主要由各种历史地图、图表、照片、绘画等组成。这些历史图片与课本教材内容有机结合，融为一体，是最便利、最有价值的直观教学资源。遗憾的是，现在仍有许多师生不重视对《历史地图册》的使用，“重文轻图”的现象比较普遍，因而没有把《历史地图册》应有的作用发挥出来。下面笔者以高中人教版教材为例并结合个人的一些教学实践，谈谈《历史地图册》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一、增强学生的历史空间感
除时间要素外，空间也是构成历史的一个必然要素。脱离了空间要素，研究历史就无从谈起，正如梁启超所说：“读史不明地理则空间概念不确定，譬诸筑屋而拔其础也”（《序》）。因此，在历史教学中不仅要增强学生的历史时序感，同样也要增强学生的历史空间感。
历史空间感仅靠文字和语言是很难构筑起来的，而结合直观的历史地图就可以把历史空间化抽象为具体，易于学生掌握。《历史地图册》包含了大量的历史地图，充分运用它则极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历史空间感，从而更直观地认识历史。
例1：课本对北伐战争的经过有以下文字描述：
“国共合作后，反帝反封建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1926年，国民政府确定北伐……北伐军势如破竹，革命势力发展到长江流域。1927年初，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武汉。”
以上文字包含两个历史空间信息。第一，革命势力范围扩大了。北伐前革命势力范围在广东，随着北伐的开始，革命势力发展到了长江流域。第二，革命中心转移了。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革命中心从珠江流域转到长江流域。但是课本只有文字描述，没有匹配相应的历史地图，学生对以上历史空间信息的变化并未产生直观、具体的感受，地理基础知识不扎实的学生更会感到费解。而《历史地图册》配套的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历史地图就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点（如图1所示）。地图形象直观展示地出北伐战争的整个过程，起点、进军路线、主要战场等一目了然。教师可让学生通过读图得出北伐前后的革命势力范围和革命中心产生了什么变化，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主要包括哪些省份。结合这一历史地图的应用，能较好地帮助学生增强北伐战争的历史空间感，更直观地掌握这一知识点。
近年高考对历史空间的考查也非常重视，增强学生的历史空间感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例如2011年广东高考文综卷第17题（题目如下所示），考生若能掌握北伐战争的历史空间信息，正确答案就可以随之得出了。图1：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
17.20世纪20年代农会会员数的变化反映了农民运动的状况。导致表1所示变化出现的直接原因是
A.南昌起义B.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C.北伐战争D.《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
例2：课本对古希腊城邦产生的地理环境有以下文字描述：
“希腊位于地中海东部的巴尔干半岛，东临爱琴海，海岸线曲折，天然良港众多，海岛星罗棋布，航海和海外贸易的条件得天独厚。希腊半岛没有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广阔平原，纵横的山岭和交错的河流，把希腊人分割在彼此相对孤立的山谷里和海岛上。在这种地理环境下，众多蕞尔小国纷纷建立。公元前8―前6世纪，希腊出现了两百多个小国，史称‘城邦’或‘城市国家’。”
课本还配有一幅古希腊城邦分布示意图（如图2所示）和上述文字相互佐证，但笔者认为《历史地图册》的配图（如图3所示）比课本配图更完整地反映了希腊的自然地理环境。课本配图是平面图，不能反映出希腊山多平地少的
图3：古希腊城邦分布（地图册配图）
二、有助于学生全面深入地理解课本教材
课本教材由于篇幅所限，编写原则以言简意赅、高度概括为首要，用语简洁精炼，重点突出历史主干。因此，课本教材对历史的展现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很多历史细节也没有提及。但是历史本身是复杂和多样的，不从多个方面细致研究就不能全面展现历史面貌，也就谈不上深入理解历史了。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必要在课本教材基础上做适当补充，帮助学生全面深入地理解课本教材。《历史地图册》在这方面也有显著的用武之地。
例3：课本对汉字的演变有以下文字描述：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六千多年前，中国的原始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称为‘图画文字’。象形字后来逐渐符号化，脱离图画，形成汉字。至商朝，汉字已形成完整体系。此后，汉字按照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的脉络演变发展，至今已有大约三千多年的历史，其演变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图4：汉字的演变发展
这段文字高度概括了中国汉字的发展演变趋势，但它是抽象的，学生不能从中获得汉字演变趋势的直观感知，不容易理解其中所指。因此，教师就要想办法化抽象为形象，化一般为具体，帮助学生理解。这时《历史地图册》配套的“汉字的演变发展”示意图（如图4所示）就可以派上用场了。此图通过五个同一汉字不同字体的渐变对比，直观形象地展示了汉字从图画化向符号化、由繁到简的演变过程，以及甲骨文、篆书、隶书、楷书四种字体的各自结构形态特征。学生在这幅图的辅助下，理解课本汉字演变趋势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例4：课本在《开辟新航路》一课中重点介绍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开辟的四条航路，并配有新航路开辟示意图（如图5所示）。之后有以下文字描述“地理大发现”：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和西班牙从海外获得大量财富，一跃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荷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紧随其后，纷纷加入海外探险的行列，开辟了欧洲前往世界各地的航路。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人发现了许多以前根本不知道的地方，他们把这个过程称为‘地理大发现’。”
课本配图只有葡萄牙和西班牙开辟的四条航路，但课本也明确指出，新航路开辟还包括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开辟的航路。因此，学习本课时教师有必要引入《历史地图册》中更完整的新航路开辟示意图（如图6所示）。此图详细标注了西欧各国开辟新航路的具体路线，可以帮助学生更准确全面地认识新航路开辟，避免落入只有葡、西两国开辟新航路的认知误区。另外，此图还显示了17世纪初欧洲人已知和未知的地区，也更真实地显示了当时欧洲人“地理大发现”的具体状况。
图6：开辟新航路（地图册配图）
三、培养学生依托史料学习的史学意识
《历史地图册》中的各种历史图片都是重要的史料资源，并且运用《历史地图册》开展史料教学有三大优势。第一，便利性。地图册师生人手一本，史料现成，与课本配套，可随时随地参阅。第二，可靠性。地图册中的史料经过严谨编选，不断修改完善，史料价值有保证。第三，易读性。地图册主要是地图、图表、照片、绘画等直观史料，容易被学生接受。因此，善用《历史地图册》进行史料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依托史料学习的史学意识。
出问题，指导学生开展探究活动：（1）根据图7，指出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2）根据图8，列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大会战或战役；（3）结合图7-9，分析中国坚持抗日对其他反法西斯战场有什么帮助；（4）根据以上分析，概括抗日战争胜利的国际意义。
学生运用这三则图片史料展开探究活动，得出结论：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抗战，沉重打击和有效牵制了日本侵略势力，极好地配合了其他反法西斯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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